1924年1月召开的“一大”及其大会宣言,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实现,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实践新的里程碑,他的革命生涯和救国事业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。

  “一大”通过的大会宣言,重新解释了,贯穿了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精神。与民族、民权、民生的旧相比较,新有了质的飞跃。在民族主义方面,过去只提反满,现在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;在民权主义方面,过去只是较抽象地提倡自由、2017年303期3d和值谜平等、博爱,现在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;在民生主义方面,过去只有较笼统的平均地权的政纲,现在则提出了平均地权、节制资本的办法,承认“耕者有其田”,并谋求改善工人、农民的生活。这样,孙中山的就包含了反帝反封建的明确内容,其基本原则与中国的民主主义纲领相一致,符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,成为实现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。

  “一大”后,孙中山积极推行扶助农工政策。1924年7月28日,他出席广州市农民联欢大会发表演讲,勉励农民组织起来同革命政府合作,做国家的主人翁。会上,他看到许多衣衫褴褛的赤脚农民走了好些路赶来广州参会,深受感动并对宋庆龄说:“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”(桑兵主编:《孙中山史事编年》第十卷,中华书局2017年版,第5564页)。同年7月,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,中央农民部于在广州创办了农动讲习所,曾任第六届农动讲习所所长。1924年8月21日,孙中山出席广州农动讲习所首届学员毕业典礼,勉励学员深入农村,将农民组织起来同革命政府合作,进行国民革命和实现耕者有其田,并强调:“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,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,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。这次改组,要加入农动,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。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,就是大家的责任”(《孙中山史事编年》第十卷,第5623页)。

  孙中山新的提出,是他长期以来紧随历史发展潮流,为探索救国真理孜孜以求的必然结果,充分显示了在他身上所突出表现的那种永远进取,始终站在时代前列,为民族独立、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不懈追求的伟大气概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孙中山的新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,也是符合革命形势发展要求的,因而得到了中国内有识之士的拥护,得到了中国人的支持。其中,在“一大”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,就以充沛的热情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,殚精竭虑,希图加强的战斗力量。根据中央党部会议记录,1924年1月31日,曾和孙中山、廖仲恺、林伯渠、谭平山、瞿秋白、李大钊等人一起出席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。会上,在讨论中央委员分配各地问题时,被分配到上海执行部。2月1日至6日,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,都参加了。2月9日的第四次会议,虽未参加,但会上讨论的10项提案中,有4项是他提出的(《杨天石评说近代史:崛起与北伐》,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,第112页)。

  孙中山的新,也得到了中国广大爱国者的赞同。著名科学家高士其忆述,1924年他作为学生代表,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大会,“主要的议题,是今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应怎样适应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救国、救亡工作的新形势而奋斗。会议开了3天,最后一天我们就坐轮渡过江直往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。大门口警备森严,进入大厅,我们或立或坐地分围在讲台面前,还有其他的首长和来宾们。孙中山先生穿着黄呢军服,没有戴军帽,他的脸上笑容可掬,红光满面,端庄严肃,气宇轩昂,神采奕奕,平易近人,和蔼可亲,两鬓皆白,而声音洪亮。那时候广州天气炎热,他一面用毛巾擦额上的汗,一面作手势,发表长篇演说,历时3个钟头之久”。演说的重点是“新学说,以及他的国共合作,共同打倒军阀救亡的主张”。“讲者讲得津津有味,听者听得入神,激动得热泪盈眶。青年同学们都极力鼓掌、欢呼,孙中山先生频频招手致意。”高士其印象深刻:“这时大元帅府里工作繁忙而紧张,北伐军正蕴酿着北上讨伐,厉兵秣马……就是在这个形势下,他第一次接见了我们这批青年学子,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历史上的伟大人物,心中说不出有多高兴……回到北京清华园,2017年303期3d和值谜当即召集全校部分师生、职工,报告了我们南下的详情,并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国共合作的救国主张,受到普遍的重视”(《高士其自传》,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,第47页)。

  “一大”临近闭幕时,孙中山曾庄严宣告:“此次我们通过宣言,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,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。终要把军阀来推倒,把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,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。至对外的责任,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,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,共同动作,互相扶助,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。”他特别强调:“我们有此宣言,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,做到中间又来妥协。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,并且要知道,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。”接着,他就以新的战斗姿态,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势力进行不妥协的坚决斗争。

  孙中山吸取了以往借助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力量来开展斗争,结果招致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,决定仿效俄国,建立一支线日,他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民国建立以来,无日不处纷乱之中,推原其故,实由革命不彻底。欲谋中国太平强盛,必须贯彻革命,而革命须倚仗军队。同年春,在中国的积极支持和苏联的援助下,孙中山在广州着手组建著名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,由蒋介石任校长,廖仲恺为党代表,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,任教授部副主任“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”(《孙中山史事编年》第十卷,第5410页)。有亲历者忆述,黄埔军校用以教练学生的各种武器和用以编练部队的轻重武器,都是苏联供给的。学生入伍初期,操练用的步枪都是一些杂牌枪,以后逐渐改用苏联供应的日本三八式步枪、俄式七六二步枪、重机枪、轻机枪、驳壳枪等,“这样,学生在学习期间就已经把各式各样的步兵武器都学会了”(《黄埔军校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,第6页)。

  本着组建一支革命军队的精神,黄埔军校吸取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,一改过去学习日本、欧洲军事学校纯以军事技战术为主的教练方法,除一般军事教育外,还设有内容丰富的政治课程,如、国民革命概论、社会主义运动、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、不平等条约等。曾是黄埔军校首期学生的元帅忆述,在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“社会主义、、马克思主义等书籍,本校学生皆可阅读”(《黄埔军校》,第63页)。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,使其成为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。

  这些政治课程,主要都是由周恩来、恽代英、萧楚女等这样一些优秀的人讲授的,他们为培养一大批革命的军事人才和骨干力量作出了突出贡献。黄埔军校的创办,是孙中山努力学习苏俄革命经验,开始重视建设一支革命军队的明确体现。军校的创建,对巩固当时广东的革命根据地有着重要意义,也为之后的北伐,奠定了重要的军事基础。

  “一大”后孙中山的革命斗争,令列强惊恐,其勾结中国的反动势力,加以阻挠和破坏。1924年5月始,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为首的广州商团,密谋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,颠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。同年8月,广州商团暗中向香港德商洋行订购各式长短枪9000多支,子弹300多万发,分装1000多箱,雇丹麦商轮悬挂挪威国旗,由比利时经海路偷运广州。孙中山闻知,当即下令缉拿扣压这批军火。商团恼羞成怒,公然以罢市相威胁,列强也为其撑腰。8月28日,外国驻广州领事团会同英法海军士官为商团事件商议,决定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和警告。与此同时,英国两艘军舰从香港驶抵广州珠江江面,直接施以武力威胁。

  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公然挑衅,孙中山毫不畏惧,针锋相对与之斗争,中国人也给予声援。8月20日,中共中央《向导》周刊就商团事件发表文章,明确指出反革命的广州商团武装是“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”(《孙中山史事编年》第十卷,第5620页)。9月1日,孙中山为商团事件发表对外宣言,揭露并抗议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:“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反叛政府逆谋发现之始,余即疑其此种反国动,必有英国帝国主义为之后盾。”明确指出:“此次之叛乱指挥之者,为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有势力之机关之代理员,而英国之所谓工党政府者,乃以轰击恐吓中国政府,使不能以武力平乱,以维持其存在者也。”并斩钉截铁地表示:“吾人前此革命之口号曰排满,至今吾人之口号,当改为推翻帝国主义者之干涉,以排除革命成功之最大障碍”(《孙中山史事编年》第十卷,第5650、5651页)。

  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,气焰嚣张的广州商团竟然于10月10日广州民众举行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的游行时,悍然发动了武装叛乱,开枪袭击游行队伍,惨杀革命群众,并构筑工事,封锁市区,蓄意扩大暴乱。商团的武装叛乱,令孙中山极为愤怒:“今商团竟敢开枪屠杀庆祝革命纪念之学生与工人,残忍无法,举世所无。此可忍孰不可忍!对此野蛮举动,实非法律所能收效”(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1卷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193页)。他当即采取果断措施,下令调集军队和工农武装围歼商团,平定叛乱。10月15日凌晨,各路人马分五路发起总攻,仅几个小时,就一举摧毁了商团的巢穴,陈廉伯逃往香港。平定商团叛乱,清除了威胁广州革命政府的一个祸患,巩固了国民革命的根据地。

  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,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,觉悟了的工农群众是最坚决、勇敢的革命力量。此前的几次讲演中,孙中山就曾热情地鼓励农民组织起来,成立农民自卫军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。这时他已迫切地要求立即成立一支由工农群众组成的革命队伍,作为革命的骨干力量。他指示,来自苏俄援助的“新到之武器,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,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、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”(陈锡祺主编: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,中华书局1991年版,第2029页)。